杨贞德：胡适以是非之心论国事
胡适究竟是否爱国？时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在这些竟或相左的看法中，部分固然是发自中共与国民*方面的*治批判性，部分却也显示出胡适的见解与作法有其争议性。事实上，胡适不但对于自己所从出的国家有其关注与爱护之心，而且曾经公开且明白地肯定此种心理。尤其重要的是：他稍后清楚地意识到爱国主义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从而对于这种热忱有所澄清，有所限定。在胡适看来，爱国心出于个人的感情，乏此固然是个问题，任由感情决定行动，也是一个问题。因此，无论在他个人的立心尚志上，或在以爱国心为国民必备情操的考虑中，胡适都希望以是非之心引导 甚至驾驭 爱国心。此所以周质平谓：胡适 对 国界与是非 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严肃的思考。 国界 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偏爱； 是非 则是要求超越这种偏爱来论断曲直 。以是非之心批评时*不计是非的爱国心，可能带来哪些必须有所戒慎的后果？导之以是非之辨爱国心，又会具有哪些特色？这些问题，胡适或多或少都曾思考过。他关于爱国心的可能展现及其利弊的认识，更曾经历不同的演变阶段。只是，胡适虽然早年即撰文倡导爱国，留学归国后始终未曾直接而且深入地探讨这一议题。他此后的相关看法大抵只能求诸他的日记、书信或其他文字，以及他在面对具体事务时的实际反应。胡适在强调应有 是非 之辨的同时，忠心追求的还是能够兼顾 国界 与 是非 。他曾在留学日记中引述威尔逊之 人能自省其尝效忠祖国而又未尝卖其良心者，死有余乐矣 一说。只是，兼顾 国界 与 是非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单就胡适试图面对的问题和其中所涵的难局而言，他这时即已触及当国家存亡（如战争以求自保）与其他道德原则（如国际和平的维护）之间必须择一时，将如何抉择的难题。另外，胡适也明白承认自己在执笔报国时， 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 。果真如此，则胡适在什么时候坚持是非，什么时候 为宗国讳 ，所作抉择的理由为何，原因又是如何等，就成为重要的关键。可惜胡适不曾就此作原则性的说明。他的相关立场只能见之于诸多他针对个别事务和现象的评价。只是，这些评价中涉及的纠葛，往往又不是三言两语即能说清的。胡适的*治难局不仅在于如何看待与界定国际势力在中国的角色，并且在于如何面对国内*治*派的争斗。胡适自许以 无*无偏之身 有所贡献于国家社会，对于直接投入*治活动，始终有所疑虑与保留。然而，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治往往迫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在纷扰的*争中有所选择。从胡适的决定中可以看出，他虽然对于既有*权并不满意，却并未强调在国家与*府之间有所区分。当国民*和共产*决定以武力改变现状时，胡适试图借由《努力》周报（1922-1923）上的时评与*论，把北洋*府带往比较合理的方向。当共产*与*阀各据一方时，他先透过《新月》（1928-1933）上的评议国是，批判国民*府的决策与作法。在这两个阶段中，胡适的爱国可以说就是以是非之心批评时*，遵从 国界 与遵从 是非 因此不相冲突。由 为宗国讳 而生的包容胡适在内*上的真正难题出现在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之后。胡适在1938年应邀加入国民*府担任驻美使节，负责在美为国家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与援助。然而，国民*府当局并不真正认同胡适，胡适也不满意国民*的许多作法。吊诡的是：胡适此时却必须对外努力维护*府的形象，对内指出问题的症结。他这时如何 为宗国讳 ？如何向*府提出诤言？又如何面对国民*府与他之间的 利用 关系？胡适一生深信自由民主才是国家应走的道路。他并未因为日本入侵的威胁而犹疑，也并未因为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权而改变。然而，胡适虽然选择站在中华民国的一边，对于当时的国民**权却也有所保留。当国民*显然不是朝着自由民主前进时，他是要因反共而支持国民*，抑或为主张自由民主而批判国民*，或者只是徘徊在两者间？当他以为批判国民*或将影响舆论家个人的生命安全，或将动摇中华民国的根基时，又要如何选择？《万山不许一溪奔》一书无法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其中确也显示胡适与雷震两人在独裁*治下所作的不同决定，和各自因此必须面对的难题。胡适原则上并不赞成流血革命，也不提倡社会运动。他为自己定位的*治活动，大抵在于所谓舆论家的身份，经由公正地分析事务之是非因果而造成的影响。只是，1950年代的胡适已不再像当年兴办《独立评论》时那般意气风发，积极论*。从胡适与雷震的书信可以看出，胡适还是主张自由民主，也曾向*府表示异议，但对于国民**权却明显地多了几分包容。例如他虽然以辞却《自由中国》发行人的身份，抗议台湾对于言论的钳制，并主张应努力争取言论自由，却也同意需要考虑 自由中国在国外的地位 ，以及避免在国外公开批评*府。他更在*府与舆论界间日趋紧张的时候，提出 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 ，则 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然而处于独裁*权之下，对于*府有所克制的批判（无论是出于自愿或是非自愿），除了可能必须面对个人自己的挣扎之外，有时还必须面对外界的评判。雷震在这方面即体验深刻。他的一封信很清楚地说过：我们今日的立场甚苦，*府及国民*认为我们反*府， （外人却说）《自由中国》刊物，批评*府言论少到可怜。这相当能呼应胡适于一九二八年时说过的话： *外人说话最难，赞同者则受投机之诮，批评者则反动之嫌。 不过，胡适这是对于内*的涉入与批评有限，加以他具有个人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为屏障，必须承担的压力或已不及过去。反对组织反对*胡适这时的另一个重要抉择在于是否参与组*的活动？雷震自始即希望胡适能出来组织反对*，甚至于向胡适表示 仅仅开放舆论而无反对*则无用 。面对雷震多年来的一贯认定反对*领袖非胡适莫属，胡适终于在1957年的一封信中正面回应。从这封信看来，胡适根本无意组*，而且似乎并不主张在当时组*。他说： 盼望大家把眼光放得大一点，用 国家 来号召海内外几亿的中国国民的情感心思，而不要枉费精力去办 * 。 讽刺的是，此时胡适所反对的中共也正在利用 国家 来号召海内外几亿的中国国民的情感心思！胡适这时是很自然地想到可以举国家为号召，或是由于找不到其他可以凝聚众志的焦点，而只能以国家为托词？这些问题都值得问。至于雷震等人在1960年计划组织反对*一事，胡适显然没有雷震那么乐观，也不同意雷震等人的策略。例如他曾在信上说过： 你们的*还没有组成，先就痛骂人，先就说要打倒国民*，先就 对国民*深恶痛绝 ，国民*当然不会 承认 你们的*了。 从这点看来，雷震等人组*的挫败也许并不完全出乎胡适的意料。尽管如此，胡适对于雷震遭捕和遭*法审判，仍然感到极端的无奈和失望。只是他在当时的情形下，似乎也找不出可以补救的办法。他只能援引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以慰友人。诗云：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适在 国界 与 是非 之间的抉择，是理解他个人的重要关键。我们不仅可以据此重建他的爱国主义论述，而且可以引之为比较研究和深入探究相关议题的起点。胡适的论述从感情与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出发，并涉及下列诸问题：爱国是否需问是非，是非又要如何衡定？爱国与肯定传统之间，是否必然不可分割？爱国主义是否能与世界主义相结合？爱国心如何区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正当的国际合作与援助？爱国与支持*府之间，如何有所区分？爱国与是非之心要如何面对国内独裁的*权，又要如何面对大众的激情或其他不同主张的指责？这些问题不仅是胡适个人身处的历史问题，也是说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爱国主义的重要进路。此外，这些问题还是因应二十一世纪全球化世界中的国际与国内现实*治时，人家不得不深加省思的议题。（作者系台湾 中央研究院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