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需力排行*干扰
凤凰卫视11月15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姜声扬：欢迎加入今天的《时事开讲》。今天我们继续解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当中在针对*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方面就指出，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更好发挥*府的作用。那这个 决定性 一词和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样引起中外媒体的关注，也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就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做点评分析。郑先生，西方媒体看到决定性这三个字之后，就认为中国已经做出承诺，要允许市场发挥更大地作用，倘若如此，这一条市场决定性的道路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需力排行*干扰郑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12日已经闭幕了，公报已经出来，公报确实也透露了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但是现在各方都在急切地盼望要看到，就是中共中央有关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决定什么时候出来，因为那份决定它毕竟是最为详细地，有关新一届的中共领导如何全面深化各项改革。但是今天的各大媒体都转载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杨伟民在日前接受一家主要媒体采访的一些文字的记录，凤凰也全文刊登了这个专访的记录。那么这个里面，因为杨伟民参加了决定的有关写作，无论是初稿还是修改稿，因此他的访谈应该说是直接能够反映出决定里面最关键的一些内容，以及中共中央在做出有关地重大决定的时候是如何考量的。那么他的访谈里面有几个细节非常的有意思，杨伟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一个总的感觉就是，关于这个决定总的感觉就是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这是他的总体的感觉。换句话说就是两万多字的决定里面，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有力的，都是要进行改革的。他也谈到，就是决定里面有15个领域，包括有60多个具体的任务，我记得15个领域我们在上一次，也就是11月13日《时事开讲》的时候我们已经谈过了，他确认了有15个领域的60多个任务要完成改革。另外他还谈到，无论是初稿过程当中，还是在修改稿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原则非常重要，一个原则就是只写改革，原则性的一些东西都不写了，只写改革，发展任务原则的这些东西，这些在我们看来是比较大的，比较空的东西都不写。第二个就是在修改稿的时候，对于有可能削弱改革的力度，弱化改革措施的一些建议，只要你没有充分的理据的话，一般不予以接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就说明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修改的过程当中，有关的争议，争论，甚至于争吵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激烈的，因为还有不同的一些意见，这也很正常，因为它毕竟是修改的过程，一个完善的过程，他的话也反映出来，确实在决定的修改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不少争议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充分地理据来说服最后定夺的那个稿件小组的话，那么显然都不能接受。好了，那么现在一个关键问题就刚才你提到的，在公告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有六个大的方面是要改革的，公告里面在每一个需要改革的这六大方面当中，就之前，它都有一个专门的用语，比方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他会谈到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比方说另外一个，要紧紧围绕坚持*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治体制改革，就是*治体制改革也是一方面，一共有六个方面，但是它前面有专门的术语。那么前面这个紧紧围绕，一个有六个确定性的围绕，每一个紧紧围绕就是这一个领域里面，或者这一大方面改革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资源配置要起决定作用，要让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那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来深化体制改革就是非常重要一个标准。好了，现在问题就来了，市场和资源配置是一个关系，如何来处理这个关系？过去是市场起基本的作用，现在把它定为是要起决定作用，所有资源的配置必须要以市场为主，市场需要什么，资源配置就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无论是在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管理环节等等等等都是要依据市场的需要来决定资源的分配，那么这个是一个原则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会产生一些矛盾，特别是在当前我们所有制的体制仍然是公有制的情况下，确实由市场来决定一切，这个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会产生许多的矛盾，这一项的改革，仅仅是这一项的改革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公有制依然是为主，另外就是多种经营的也是和公有制一样占据同等地位，但是公有制仍然是中国经济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占主导地位的一部分。对于一些私营企业、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包括那些国营的小型企业来讲，合资企业来讲，市场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我会按照市场的需要来进行生产，来调节我的资源分配，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对国有企业来讲就不是这样，因为市场他占据了绝大的份额，他也是一个垄断的经营，因此他不会太在乎有关资源方面的分配，而且在资源的掌握方面，国有大中型企业他掌握了完全的资源，掌握了绝对的资源，市场只要能够赚钱，那基本上可以不太考虑资源最优化配置的问题，因为我已经占有了市场绝大的份额，已经是垄断的经营，资源也是垄断地占有，那么我需要什么谈资源配置优化的问题。姜声扬：最好不要。郑浩：对，因此这个问题，那换句话说，就是在一项改革当中，国有化，大型的国有化企业如何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能不能让市场来决定国有企业的资源最优化的配置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你看六大方面的改革仅这一项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或者是非常大的挑战。那么到2020年，只有6年的时间，这个问题能解决吗？因此我个人应该说是比较地担心，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方面能否排除行*的干预，*府的干预，因为我们知道大中型国有企业*府都是在后面，行*管理是占主要的，*策主导是占主要的位置。因此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点担心，就是资源配置方面让市场走在决定，走在前面能不能做到。姜声扬：不仅是这方面的担心，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在公报当中需要我们解读，包括全面深化改革这两个字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我们稍后再请郑先生做分析。各位观众我们休息片刻，会继续《时事开讲》。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当中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还特别为此成立领导小组要专门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敦促落实等等。但是从公报的内容来分析的话，哪一些地方需要改？哪一些地方需要革？两者之间的比例如何平衡？我们再请郑先生为我们做分析。郑先生，首先请你为我们解释改革这个词的定义，然后从三中全会的报告当中再为我们分析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有哪些特色？全面深化改革：重 改 轻 革 ？郑浩：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改革改革我们讲了35年了，每天都在讲，但是改革怎么样去理解，特别是怎么样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这样一个含义是非常非常重要，如何准确地来理解，全面地来理解那就更重要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用8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完全非常准确地来理解改革它的具体的含义，但是改革这两个字，首先我们从这个字来看，它的由两个字来组成的，一个是改，一个是革，改无非是改变、改动、修改，那革就是革命性，革命就是彻底要改变。那改革我们先看革命性的一些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革命性的决策，决定了中华民族国家命运的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是把过去*的工作的中心从疾走中转向生产建设，经济建设。那么到了1994年10月份，当时12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提出要改革开放，这个也是革命性的一个*策，改革开放对外要开放，对内要把经济搞活，这个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革命性的，关乎到中国的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一个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的10月份召开，提出了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样一个说法，这是非常新的一个概念，就是在过去改革开放方面，我们要确定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制度，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定论，朝着这个方向来做努力。到了2008年的11月份，召开了十六届三中全会，要全面建立，就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末的时候要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当然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要全面建成。到了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那我们看，如果说真正有革命性的一些提法的话，那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应该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因为它确实是整个扭转了国运，他把改革开放已经放在了我们全*、全国人民工作的最主要的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这35年，未来也会沿着改革开放这个路子一直走下去，这个是永远不会动摇的，这个是完全和过去的1949年到1978年的那数十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那改字，我们回过头来讲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么这个改革里面我们看到，从这六大方面的改革，*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产文明体制改革，还有就是*的建设制度改革里面，应该说革的东西，就是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东西可能只有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是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一些重大变化，正像杨伟明所说的，字字都有力度，句句都是改革。那么他主要谈的一个部分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因为什么呢？因为六大方面的改革里面，只有经济体制它是不会完全地触动上层建筑的，就是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的*治主义制度和宪法是不能有任何违背的，不能有出现颠覆性的错误的，而其他的那五个领域，包括*治体制改革，包括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文化体制改革，包括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是属于上层建筑，都关乎到中国国家的性质，所以他不可能发生革命性的这种变化，他只能是一些改动、改变。姜声扬：调整。郑浩：调整，对。好了，那我们刚才看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提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前面有一个标签，有一个帽子扣在那了，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这样一个作用。那刚才我也提到，如果是这样一种关系的话，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话，对中小企业，对私营企业，对民营企业，对合资企业，对小型的国有企业来讲应该说是比较容易的，是能够改动的，没有问题，但是对大型的国有企业来讲，对中央这一级的大型的国有企业来讲，那么由市场来决定他的资源配置就有很大的一些麻烦，就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特别是这些企业他和*府是有紧密地联系的，而且这些企业他在中国的所有制当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巨大的，最庞大无比的，利益也是庞大无比的，对市场份额的占有是决定性的，对资源的占有是决定性的。因此如果不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的话，只是靠修改、改变、改动的话，恐怕这种改革是难以，或者是比较难以起到很重要的，明显的成果，这是因为这些大型中型企业的领导年薪数十万，他们工资非常的优厚，还不算分红。那这样的一种利益，而且这些企业在市场上能够赚大钱，长久的赚钱，又长久的占有资源的分配。那么如果说要触动他们，要不发生革命性的一些改变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改变呢？谁又能够推动他们改变呢？*府吗？*府现在要减少*府的作用，要减少*府管制的，行*的作用，由市场来决定，*府只是在一些*策上进行指导，这些企业又和*府有着极为密切地一些关系。姜声扬：会不会出现反效果，反而更加？郑浩：我担心的也是这个，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发生革命性的一些变革的话，那如何来由市场来决定这些大中型国有企业资源分配呢？他们本身就不愿意，或者说难以触动他们去改变，他们在资源的占有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市场的份额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又赚大钱，那如何让他们来改变现在的现状呢？如果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只是小修小补，或者是只采取一些局部的，表面的一些改动的话，那么很显然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困难就比较大。而且大家别忘了，到2020年就要取得决定性的结果，这是在公报里面，在决定文件里面已经有明确地规定，有多长时间呢？满打满算6年时间，6年时间给中央企业，给国有企业来进行如此大的，如此艰巨的一个改革，来改变他们的资源配置，由市场来决定，有这种可能性吗？当然有，我有信心，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它的艰难之处。